外國設計師的
中標使我們暫時失去許多份額，但我國最富活力的中青年一代建筑師認為，這是我們融入國際建筑潮流的開始；只有這暫時的付出，才有我們將來在國際競逐中勝出的一天
近30年來，我國建筑風格日見多樣，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的大型建筑，甚至國家級的
標志性建筑，所謂“現代”、“后現代”的樣式已屢見不鮮(它們固然也帶來某些弊端，對此本文暫時不談)。而這些建筑物多半都是由外國建筑師中標設計的，它們的面孔又是那樣與眾不同，與我們的傳統風格更是大相徑庭。不難想象，這沖擊了人們的審美習慣，甚至觸傷了一部分人的民族自尊心。于是，一種情緒起來了，一種言論也隨之傳開了：這些外國建筑師竟把他們在國際建筑市場上推銷不出去的貨色拿到中國來兜售。
這樣的看法顯然已經越出了建筑專業的學術范圍，進入道德的層面了。我認為這樣的情緒和言論缺乏開放的胸懷和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
一個剛走出封閉狀態的國家，要與世界“接軌”，首先要掌握并習慣于國際間的各項“游戲規則”。拿建筑來說，建筑師在各國間的客串、游動幾乎是國際一體的，今天這個建筑師在別國
投標或中標，明天那個建筑師在本國投標或中標是司空見慣的事。君不見，9.11被恐怖分子毀掉的、曾經是世界最高的紐約世貿大廈是日本人設計的，而現在在原址上重建的建筑則讓德國人中了標，須知，美國建筑師的陣容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當然，美國建筑師也不乏在外國大顯身手，例如聳立在西班牙畢爾鮑厄的古根海姆博物館，那座極新穎的“后現代”建筑奇觀即出自于美國建筑師F蓋里之手。德國是現代建筑的開山祖“包豪斯”的故鄉，其建筑力量歷來不弱，然而德國的政治標志性建筑國會大廈改建工程的設計卻交給了英國建筑師諾曼福斯特勛爵。法國的建筑亦享譽世界，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先后以兩位總統即蓬皮杜和密特朗名義建造的蓬皮杜文化藝術中心和盧浮宮擴建工程都沒有采用本國設計師的方案，前者讓
意大利的皮亞諾和英國的斯特恩中了標，后者則由總統指名請美籍華人貝聿銘來擔綱。至于備受贊譽的悉尼歌劇院，眾所周知，那是丹麥建筑師伍岑的杰作……總之，建筑作為藝術范疇的一種，是最不看國界，最能體現智慧共享精神的，而且在理論、技術和信息方面也是最少保密意識的。各國建筑師在彼此客串與互動往來中，可以獲得較大的施展自己本領的空間，并且可以讓更多的異域民族來檢驗自己的作品。這對于世界建筑業的整體提高和發展無疑是十分有利的。
由于眾所周知的種種歷史原因，中國建筑師隊伍與世界建筑強國相較，暫時還處于弱勢。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中強調：要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智慧成果。也就是在這之后，我國的一些大型建筑，首先是上海、廣州、北京等地開始實行對外
招標。
外國設計師的中標使我們暫時失去許多份額，但我國最富活力的中青年一代建筑師卻并不氣餒。他們認為，這是我們融入國際建筑潮流的開始，就像當年加入WTO一樣。只有這暫時的付出，才有我們將來在國際競逐中勝出的一天。這才是民族自信的表現。
近年來我國實行國際招標的那些大型建筑，中標的絕大多數都是國際第一流建筑師及其建筑事務所。建筑作為藝術，他們自然是按照國際通行的新的建筑理念即“現代”或“后現代”來構思他們的作品的。而現代建筑師的一個基本信條是：以重復為恥——既不重復前人的，也不重復他人的，甚至也不重復自己的。因為重復是匠人的習性，而創造才是藝術家的本色。不難想象，在這樣的時代特點下，新、奇、怪的建筑層出不窮就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
無疑，現代藝術(包括建筑)的美不等于新奇怪，但無數新奇怪的總體中必然包含著現代的美。舉世聞名的悉尼歌劇院就是從眾多的“后現代”建筑中脫穎而出的佼佼者，她的嶄新的建筑語言與多意象的美受到全世界公眾一致的贊譽，以至剛到“而立”之年就被聯合國確立為“人類遺產”了。
自從“現代”、“后現代”思潮興起以來，許多美學信條都改變了。比如，“對稱”是過去一條重要的美學法則。但現在國際美學界普遍認為“不對稱”也是一條重要的美學原理。因此對待現代藝術，需要宏觀的文化視野，還需要“微觀”的藝術經驗。在這方面，與學問多寡不一定有必然聯系。一個經常接觸現代藝術的出租司機與一個不經常接觸現代藝術的院士在對待同一件現代藝術作品時，前者發表的意見，可能比后者更在理。同樣，一個經常接觸或專
門從事古典藝術(建筑)研究的專家，他的大腦被固有的審美信息飽和了，對現代藝術也會格格不入，以致形成“泥古、厭新、拒外”的慣性思維。對于這類朋友的意見，你說得再多，他的大腦已進不去別的信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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