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為中國當代經濟表象交答卷，北京拿出國貿、上海拿出陸家嘴、深圳拿出福田。最新的高樓紀錄有望在2014年刷新——深圳平安國際金融大廈646米。

　　最新的消息是，長沙還在論證世界第一高樓——早年生產空調和空氣凈化器的遠大集團雄心勃勃地要在這里建設一幢838米的高樓。他們計劃用7個月時間完成包括地基、生產、安裝以及裝修的全過程。

　　這種模塊化建設并非天方夜譚，今年年初，遠大在湖南湘陰花了15天“搭”了一座30層的酒店，速度實在太快了。

　　在中國還沒有“又快又緊張”地大規模建設CBD時，這種集群高樓所顯現的弊病就被國外諸多建筑專家論證過。

　　然而，高樓也在為城市做著不可或缺的貢獻，在城市擁擠不堪之時，高樓至少為城市人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間。

　　有時候，高樓甚至也成了城市化的標志之一，大城市需要更多的高樓來彰顯它的魅力，高樓巨大的經濟吸附力，也讓城市的產業得到更充分的發展。

　　集群化造高樓的成功總是各有理由，最為常見的是聚集經濟能量。一條貿易鏈上的公司在同一個辦公區域，不用大費周折地跑路見面，甚至在金融手續上都能有完備的軟硬件設施，這是大都市產出高效率途徑之一。

　　而集群化造高樓的失敗卻總是摔倒在同一個地方——高估自己的經濟能量。比如“倒霉”的鄂爾多斯，靠著煤、炭、氣生意發家暴富，然后就規劃了一座比上海陸家嘴還大的CBD高樓群。不過這已成為過眼云煙，現在這個裝滿野心和夢想的高樓地塊以被稱為“死城”而終結。

　　鄂爾多斯的經驗成為中國高樓燥熱下的B面場景，但并不是這股熱潮的終結。2008年發生全球金融危機，其后的投資，讓地方造樓熱成為拉動GDP的另一方式。

　　大廣場和大高樓都是最為顯眼的展示標志。除了拉動經濟，高樓具備的地標和城市名片功能成為讓人們記住一座城市最簡單的方法——前有“大褲衩”，后有“大秋褲”。

　　但造型別致的大樓在飆高的同時，是否能順利招商滿員?易居中國分析指出，寫字樓入住率降到80%、70%,就算不太景氣的狀態——這個現象曾發生在2010年的上海環球金融中心。

　　高樓需要經濟的支持，也產生經濟效益。城市用更多的高樓組成CBD，前期的投資期望收回成本——上海要成為全球金融中心，北京的腳步緊隨其后。

　　但經濟學家謝國忠卻“屢次”不看好陸家嘴——除非上海建立自由市場，廢除IPO審批制度，改為備案制。倫敦金融城市長安司棣也在提醒上海，“為什么有超過80%的中國對歐洲投資落地到英國?原因之一是，在倫敦有足夠的中國銀行分行，所以投資相對比較容易……如果上海也做到這樣，那么吸引過來的海外金融機構的數量會大幅上升”。

　　這正是經濟體制變軌時期安撫高樓燥熱的最好配方——開放的更加自由的經濟體系和政務環境。而這些，都是除了樓層飆高之外中國內地不少城市欠缺的部分。

　　北京國貿：老牌CBD拼高下的區域成本

　　近30年歷史，坐擁長安街，其建筑群寫字樓、商城、酒店、展廳構成獨特的商圈，并由此為核心帶動了北京CBD的誕生和發展——它就是北京國貿。

　　從某種意義上說，國貿雖然身處北京，但并不北京，因為他很早就已打破長安街60米限高的控規，如今已經直沖330米。

　　北京的樓越建越高，第一高樓被刷新的頻率也越來越快，其側面暗示了區域經濟發展的軌跡。國貿不僅見證著一棟棟高樓拔地而起的速度，同樣也見證了其間北京經濟的發展，從這個角度上講，國貿又很北京。

　　1990年8月國貿一期正式開業，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當時的中國，像這樣集酒店、寫字樓、高檔商業和餐飲于一體的經營模式并不多見。

　　時光不停地給國貿加上年輪，如今的國貿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高端”的代名詞，在這里創造財富，會聚人才，但也不可避免地遭遇高速增長帶來的問題。

　　財富城

　　1984年7月，對外經貿部下的中國對外經貿咨詢公司和馬來西亞郭氏兄弟公司在北京簽訂了《合資經營中國國際貿易中心協議書》，并于1985年2月注冊成立，是經國務院批準成立的大型中外合資企業。

　　而從1984年四季度開始,我國經濟出現了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消費基金增長過猛，國家結存外匯下降等問題，國貿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誕生的。

　　誕生之初，國貿就定位于國際高標準，開創了國內綜合性高檔服務業的先河，成為“城中之城”。即使在今天的北京CBD，國貿大廈1座、中國大飯店以及二國貿大廈2座，也都是極具代表性的工程。

　　“在國貿工作，比在北大畢業更有面子。在CBD置業，不是花錢，而是賺錢。”早些年就有了這樣的說法。

　　在國貿的建筑群中，1座，2座以及國貿大廈的主體都是寫字樓，而寫字樓則體現出一個城市的財富流向，寫字樓地理描摹的是城市的財富坐標系。

　　這座初期的北京高層建筑（詞條“高層建筑”由行業大百科提供），也在國際化的背景下租售異常火爆。1985年就進入中國的英特爾，前兩年一直蝸居在民族飯店的客房內辦公，兩年后，才等到北京第一棟寫字樓國際大廈空出來的房間。這種供需不平衡的現象大約持續了10年才得以緩和。

　　在這片高樓中，最經常碰到的是著黑色正裝的職員，以及那些不同膚色操著不同語言的外國人。他們可能是來自南半球某著名貿易公司的駐華代表，也可能是全球500強公司的區域總裁。

　　無論來自哪里，這座寫字樓里的人打一通電話，敲打幾下鍵盤，很可能表明已經有相當可觀金額的訂單完成了。財富在這些看似低調卻可能有著巨大影響力的人手中不停交易。

　　2003年11月1日，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正式入駐北京CBD。當時，據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特別助理樊英女士介紹，世行入駐CBD主要考慮了CBD區域A級寫字樓的品質和區域特性。

　　而此前，他們的辦公地點在北京富華大廈。那一年，正值CBD明確提出國際金融產業定位之際，于是跨國公司聚集的國貿中心成了最合適的選擇。

　　國貿寫字樓在不斷地吸引世界頂尖的公司，咨詢機構，金融機構等進駐，而其配套的酒店、公寓、購物商城、停車場都成為吸引的資本。

　　這種背景被認為是朝陽CBD成功的重要緣由。但在朝陽CBD崛起的過程中，政府的角色同樣重要——正是北京市政府在規劃、修路、政策扶持、完善配套等方面強有力的助推，朝陽區CBD才得以抓住中國加入WTO之后大量外資企業進駐北京的機會，迅速成長。到了2009年，朝陽區CBD的土地已經開發完八成，東擴的計劃提上日程。

　　回到1993年，國務院正式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提出，“開辟具有金融、保險、信息、咨詢、商業、文化和商務辦公等多種服務功能的商務中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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